台海兩岸合作的關鍵與新機

两岸科技產業的交流，從九○年代初開始，十餘年來，已穫致豐碩的成果。台灣的企業，得到大陸在人力、物料、製造環境的支持，增加了它們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，使台灣的總體經濟，得到了新的活力。大陸的新興科技產業，利用台商帶來的技術、資金、管理知識和國際市場網絡，走上了康莊大道，促進了大陸的現代化。双方的交流合作，互助互恵，可說是一種 “非零和” (Non Zero Sum) 的 “双嬴” (Win-Win) 。

然而在這些科技經貿交流的最基層--政治面來說，两岸的關係仍然緊張；唇鎗舌劍、波濤凶湧的局面，時常出現。两岸如要持續目前以經濟為主的交流，甚至提升到文化、教育、社會等層面及層次，我們必須針對可能威脅到两岸總體關係持續的原因, 作較深入及坦率的分析。不可諱言的，在海峽两岸我們可以發現有幾種勢力在較勁。

不安定的因素

1. 分裂義者

所謂 “分裂” 主義，是指台灣島內部份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士。這些人士鼓吹 台灣「去中國」化，在政治上與中國撇清關係，自成為一獨立國家。台灣島內持此主張的人，以激進派的民進黨人為代表，即所謂「深綠」派人士，在1980年代約為台灣人口的15%，到今天約為30%。台灣每次縣市長、議會或總統選舉時，「深綠」派最後都以制造統獨分裂，搧動省藉悲情為取勝殺手鐧。

這一派人士的主張偏激，不止在島內製造族群對立，亦在國際上尋求奧援。他們反對兩岸科技產業合作的深化，即合作亦緊守「根留台灣」的政策。至於合作層面的擴大，自然亦持反抗的立場。對於承認大陸學生學歷，接受双向留學一事，在全球化時代、世界各地可說是理所當然，但在台灣便引起爭議，就是這個緣故。

對這派人士一個重大的束縛是孫中山先生「中華民國」的大旗，這是他們在驚濤駭浪中的救生圈，但持之既非所願，棄之必遭沒頂。所以在無可奈何的情况下，還是不得不把掛在脖子裡。

2. 大國宗族主義者

所謂“宗族”主義，是指大陸上思維極左人士，主張「中華民國」不存在；台灣為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的一部份，台灣為叛離的地方政府。雖然五十年前双方相互敵視，並無正式來往；此中央對地方之發展，甚少實貭貢獻。但此中央對此地方有宗主權的主張，則視同天賦。故為貫徹此一主張，不惜訴諸武力。這一派人士對兩岸科技產業合作固然歡迎，但其高調形象及「老大哥」姿態，時常激發上述台獨主義者的氣熖，两方的政治関係，自然愈為緊張。

這一派人士在大陸當權主流中仍然有重要的地位，可惜他們對中國傳统文化暸解不深，所以在處理民族矛盾上的政策甚為短促，手段甚為粗糙。名作家練乙錚對這派所慣用的措施有一評語：「經濟上給甜頭，政治上採高壓」，可謂一針見血。

中國輻員廣大，民族眾多。五十六個主要族群，各有其獨特的文化、傳統,尊嚴、需求，豈能以一為尊。其實「柔遠人、懷諸侯」，「以大事小」，「繼絕世、舉廢國」 ，這是中華文化愛護同胞、尊重生態、追求和諧的精髓，不是一時的功利思維而己。這些大員們見不及此，遇到有關民族性或地區性的糾紛時，馬上疾言厲色, 擺出那種苗正根紅 (Holier than thou) 的嘴臉。不知道在全球化中，世界已經平坦化了，通信技術發達，民主意識高漲，人為的壁壘已不可久恃。這種理念的人士不但不能為政府排難解紛，有時反而埋下災難的火種。

即如在神權政治 (Theocracy) 的伊朗，伊斯蘭教大長老威權至上，但他在今年的總統選舉中，反埋下足以燎原的火種。看來無線手機及 Twitter 的技術，廣為人民的支持, 伊朗處在民主化及全球化的過程中，好戲還在後頭。

上述兩大理念主張者相互對立，甚至劍拔弩張。台灣島內對大陸有真切了解及民族感情的，隨着人口組織的變遷，日益減少，亦漸失去在島內政治影響力。統一合作的基礎，日為脆弱。假如兩岸不能迅速在同種、同源、同文、同利的基礎上進行，而拖延時日，未來双方的合作，更將事倍功半。

3. 國際機會主義者

目前國際上仍有不少人士，以台海兩岸之對峙立狀態，為分裂中國最佳之恐怖平衡，並可從中取利。若干武器供應商，包括美、法、英、德、意、以、俄等，可對两岸不斷提供不同的軍事產品及服務。又如日本極端人士，更希望縱恿台灣獨派可以成為日本的附庸，而作為與中國對抗的棋子。此類人士，固然屬於少數，但均擁有若干實力，對台海緊張情勢，極盡興風作浪之能事。

包容盲點培育互信

在這個歷史性的關鍵時刻，如何使兩岸的交流合作，迅速的往前走？ 如何使科技交流合作，在過去十多年的基礎及動量（Momentum）上，邁向另一高峯，並促進两岸的總體發展，使中華民族在世紀性全球化競賽中具有優勢，實為有識者所深關切。它的關鍵，是在雙方的暸解盲點，相互尊重，共同包容，創造新境，並培養有中華文化特色的軟實力。

1. 台灣的盲點

台灣的盲點在於對「一國兩制」主張的排斥。其實「一國多制」，是中國歷史的特色，亦符合孫中山的主張。中國自先秦以後，各朝代雖有天下共主，但朝廷或中央政府所能直接管轄的，方圓千里，各朝代均有不同。然而中央與地方州郡，互相尊重，各取所需。孫中山明白主張，未來之國家，為中央與地方均權制。「建國大綱」第十七條說：

中央與省的權限採 均權 主義。 凡事務有全國一致性貭者，劃歸中央；
有因地制宜之性貭者，劃歸地方：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。

所以這是「一國多制」精神的表現。台灣大多數民眾，自可接受這種觀點。可惜 「一國兩制」的名詞先為大陸官方所提出，在台灣獨立派的眼光裡，絕不能原封不動的接受。台獨派當權時，控制國家資源並可施加政治壓力，社會大眾，更是噤不敢言。

此後有關一國两制或體制開問題時，雙方如以「回歸建國大綱」或「回歸孫中山」精神處理，互相尊重，當是合乎中庸之道的做法。

2. 北京的盲點

北京的盲點在於對「中華民國」的不敢承認或不願承認。「中華民國」是孫中山及革命先烈於一九一一年所建立，它是中國四千年君主統治政權的終結者，這是歷史事實。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導，廢除了清末列強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; 又由於此種領導，全國上下包括中國共產黨，對日本八年抗戰，終使日本軍國主義向盟國投降。這些都是歷史紀錄，不是任何個人或黨派所能推翻的。

一九四九年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在北京成立後，「中華民國」雖然侷促台灣一隅，但它仍在三十六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二千二百萬的人口中行使主權，延續由二戰後由中國眾多黨派協商訂定的「中華民國憲法」，推動民主憲政。它的人民，擁有護照，旅行全球。它的科技、商貿、文化等活動，成為全球開發中國家的典範，而晉身為「亞洲四小龍」之一。在五十年的艱辛歲月裏，在極少的資源、有限的外助下，這種努力成果，應是中華民族歷史的光榮。

因為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政府官方對「中華民國」的敵視或不敢正視，連新聞媒體，不敢正式稱呼中華民國的 “總統” 或 “部長” 。而在台灣的民眾及企業，為爭取在國除上運作的空間，不得不以「台灣 」為旗幟，行之既久，形成了「一中一台」的狀況，無形中助長台獨的氣勢。很簡單的例子，是過去的二十年中，在許多科技性或專業性的國際會議中，大陸的與會者，時常要求來自台灣的專家不得稱為來自「中華民國」。北京這種要求，不止傷害民族感情，妨礙學術交流，亦迫得台灣的人士，形勢上不得不向「台獨」靠攏，加深了「一中一台」的分離。

我們常譏笑日本人不敢面對歷史事實，不敢正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責任，導致今天今天日本年青一代對歷史的無知，亦引起許多外交、內政上的困境，而在全球化中喪失了領導地位。我們難道不該反躬自省嗎？

北京對「中華民國」強硬的態度，當然有它的立場和理論設想。然而時代已迅速改變，試想五十年前，雙方甚至以匪相稱！如果按照以前的思考模式，無形中自我設限，剝奪了許多反對台灣獨立的民眾的空間，最後的結果，是把台灣的民眾，送上台獨的路上。 所以「两個中國」及 [一中一台」情況的造成，北京的作為，自有相當的責任，這是歷史性的不幸。

「為淵驅魚」，不知「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」。

總之這些時代性的悲劇，不應成為下一代的包袱。 我希望北京仔細考慮，難道助長破壞性的「台灣獨立國」比接受歷史性的「中華民國」，對未來中國的統一大業更有幫助嗎？現在應是中國領導者表現政治智慧、民族寬仁、道德勇氣的關鍵時刻了。

擱置爭議期許未來

這些意識型態的爭議，終究要有政治性的大智慧才能解決，而不應變成科學家、工程師、專業人員、那些要做實際工作的人的負擔。根據上面所述，雙方應對所有有關國號名稱或意識型態的爭議說「暫停」「Moratorium或 Time-Out」，了解並尊重對方的立場，但先迂迴通過，往前走一步。在北京奧運和高雄亞運之後，双方對此問題，應該再真誠檢討。

此後這類有關「國號」的主張，大家都在「暫停」的原則下，不必提出，如非提出不可，亦不堅持。雙方可以各自表述，並尊重各說各話的自由。彼此對對方的立場，都可說是「知道了」，點到為止，不必再浪廢時間精力，從事無謂的爭議。两年來國共會談的主角們，都提出一些十六字箴言，大都撲索迷離、充滿禪鋒。筆者看來，還是胡錦濤主席「擱置爭議」四個字最有積極的意義。但在「慎思、明辨」之餘，我們關心及希望的是要能「篤行」。

總之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和誤解，不可能因分離或對抗而消除；互相剌激，只會加強抗拒。塑造一個和諧、容忍、尊重、務實的環境，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。這亦可以說，讓我們保留一個「善意遺忘」 (Benign Neglect)的時空，讓民族感情上赤裸的創傷自然彌合吧！江澤民主席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和筆者在中南海會面時說, “..國名、國旗、國歌問題，其實可以經由雙方共同的、好好的來談” 是一個極有前瞻性的創意。

求同存異共創新機

台海兩岸之間，固然存在不少的差異，但是相同的地方，實際上更多。從基本面來看，不論是種族、文字、宗教、習俗、生活，兩岸雙方並無二致。台灣民間的迎媽祖，拜天公，與福建廣東沿海的居民相結合，都是每年的盛事。世界上種族複雜的國家很多，小的如新加坡大的如美國，都極力包容族群，存異求同，而創造新的機遇。 兩岸近五十年的發展中，雖然波濤曲折，瞬息萬變。但孫中山與他所代表的革命者，建設民主共和的政體，努力為人民服務的精神，深為兩岸人士所認同。所以這將是兩方未來共創新機的一個基礎。

在短短的二十年間，台灣與大陸之間和平交流、競爭合作，己建立了共同的語言及良好的基礎，塑造了「全球化中華企業」，可說是互恵互利，並把雙方的近程利益和長程發展，推向另一高峯。目前兩岸三地在美國的龐大外滙存底，是美國國債的重要來源。由此可見，兩岸的安定、合作及發展，將可對全球人類的安全及福祉作出更多的貢献。這是雙方共創新機的第二個基礎。

近二十年科技進步，已成為全球化世界的一個原動力。两岸三地，在這個過程中，亦有許多傲人的成果，在若干領域中，可以列名世界前沿。如多媒體、無線通訊、電子電腦、軟件設計、機電合一、奈米材料、航天科技、生物信息、傳統中医藥、新能源技術等，加上亞太地區的民生經濟發展潛力，都充滿了旺盛的新機。現在是全球科技競賽重新洗牌的時刻，我們正可在科技產業價值鍵上，發揮領導的角色。這是共創新機的第三個基礎。

中華民族是一個敬天知命，愛好和平的民族。 孔子「禮運大同篇」 裡「天下為公」的理念，亦可以說是民主制度的精髓。大同篇裡一百零陸個字，言簡意賅的闡述了一個民主而公義的社會。 從選舉，立身、家庭，就業，老幼扶養，環境保護，公共服務，資源節約，建立社會安全網等方面，塑造了一個「和諧社會」的境界。這是中華民族所追求的共同理想，亦是具有中華特色軟實力的大成，亦是共創新機的第四個基礎。

這是一個最壞的時刻，亦是一個最好的時刻，更是一個關鍵的時刻。

2009年7月27日及28日發表於《信報》

一個歷史性的啟示--兩岸關係的底線: 國號國旗國歌

南沙隨筆全球化之36-37

引言：兩岸關係底線的浮現

中國人未來所要面對的一個關鍵問題，是如何在台海兩岸達成「建立互信，共創雙嬴」，以促使中華民族成為世界文明的一個領導者。七十年來，國共雙方經過多次的分合。時而兄弟擁抱、把酒聯歡；時而齟齬成仇、兵戎相見。多少個人、家庭、社會、國家的歷史悲劇，由此造成。

從過去一年中兩岸互動的軌跡來看，未來台海兩岸的和平解決，大致是正面而樂觀的。兩岸三通，巳經常規運行；投資採購，行將逐步擴大；藝術文化，深化交流合作；國際組職，出現包容空間。然而若干政治分歧，日為突出，勢將形成緊迫的變數。國號國旗國歌，可想見的，將成為不可避免的課題。這是一個充滿情感、心理、歷史的陷阱，可能成為兩岸關係的底線。

要在多變的世界中尋求答案，必定要以未來社會發展的型態為框架，並擺脫過去世紀五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的心理思維及環境條件的包袱。很顯然的，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，人類及社會的脈動，自有特殊的需求及規範。針對國號國旗國歌問題的挑戰，個人因為十六年前一個歷史性的巧合，和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先生會面，並作了一些討論，所以有一個審慎樂觀的看法，可以和讀者分享。

我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中旬，首次訪問中國大陸。到達北京的時候，碰巧正逢第八屆中國人代及政協的會期。江澤民在這次會期中，以中共總書記的身分，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，集黨、政、軍大權於一身，成為名實俱備的國家第一領導人。江因中國科學院的匯報，知道我的訪間，邀約我去會面。所以江和我見面時，正是他事業的巔峰，自然是意興風發，對未來充滿構想和期待。而在兩岸關係上來說，「辜汪會談 」正在籌備中，再過一個月的光景，應會在新加坡揭幕。

我當時對這個歷史時刻的意義，並未能充分警省。我不是任何人的密使，沒有特定的任務及壓力。一介書生，躬逢其盛，自然覺得可以把一個燙手的核心問題，丟到檯面上。我的想法，是從世界性大環境說起，所以從全球化切入。

我發覺江澤民坦率而執著、健談而深入，我們的交談，很像學者在研討會中的砌磋一樣。和江澤民見面後深夜，我和同事在北京旅舍中，詳細記載會面的經過。下面所描述的，是個人對會談的摘要敘述。

中南海會面記

時間： 1993年3月24日晚8時
地點： 北京中南海
人物： 主人江澤民 (總書記)，由周光召 (中國科學院院長)、王佛松 (中國科學院副院長)、王兆國 (國務院台灣事務辦事處主任)、劉震濤 (國台辦局長)陪同。客人林垂宙 (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) 。

內容： 雙方握手寒喧之後，開始交談。

江
素聞林先生領導工研院，對台灣應用科技與產業之發展，甚有貢獻。當今國內正在重要發展時刻，如未能當面請教，實為憾事。
此行為先生四十年來首次回中國，希望能儘量遊賞。如北京、長城 敦煌、酒泉等地，都是無此的河山勝景，亦可以懷念歷史文化。當年漢武帝奬賞霍去病，大宴將士，君臣盡歡，飲酒如泉，涓涓不絕，故有酒泉之稱。而敦煌勝地，氣象萬千。中國文化博大精深，孔子所謂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」、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」、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」等，都是做人做事的精髓。又如莊子所謂：「一檮之木，日取其半，百世不竭」，應首開西方微積分中無限理論 (Infinity theory) 的要義。
兩岸血濃於水，希望能捐棄成見，共同攜手，為中華民族創造新局面。林先生對國際情況，至為熟悉，此次不遠千里而來，希望能對中國的未來發展，有所指教。

林
江總書記的美言實在過獎了。我在工研院工作十年，因為政府的支持和產業界的配合，或許小有效果。這次來大陸，純是個人的學術性訪問，所以不作公開拜會、亦避免媒体接觸，希望能安靜的觀摩和學習。國內外情況甚為複雜，個人是科技出身，看到的亦很膚淺。不過今天機會難得，或可就國際潮流及對中國可能的影響，提出一些看法，請您指正。今天的談話內容，個人亦不擬對外公開。
最近二十年來全球情況的變化，沿著三個主流發展，每個主流，各產生若干旋渦或逆流。所以這是一個急速變化及動盪的時代，不無令人眼花暸亂之處。
第一個主流是民主化。世界各地人民，對於政治民主化，都有強烈的要求。民主化的一個表象，就是多元化，社會各階層及各族群都有各自的訴求。民主化與多元化實是二而為一，所以為求民主化的正常發展，國家必須勵行法治，要用法律來規範政府、團体和人民之間的遊戲規則。
第二個主流是科技化。科技發展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，國家必需要能發展科技以促進各項建設。所以有富庶天然資源的國家不一定會強盛，如沙烏特、阿根庭；而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不一定會貧窮，如日本、荷蘭。科技及其對經濟的發展，亦產生若干不良的影響，如環境污染、生態敗壞等，所以亦引發了回歸自然的逆流。因此國家科技發展應要能整体性的作先期規劃，以兼顧自然生態的均衡。
第三個主流是國際化。民主化與科技化的結果，逐漸消除世界上天然的和人為的障礙，所以國際化是不可避免的文明洪流。但是國際化亦引起了區域內個体的警醒，為了保護個体的利益，區域性的壁壘紛紛成立，遠的如歐洲共同圏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，近的如兩岸經貿關係的分合與對立等。兩岸雙方都有合則兩利的共識，但亦各有堅持，如何突破瓶頸，必須有互相尊重和互相包容的基本善意。
具体來說，個人願就這三方面，提出一些建議。第一在政治方面，國內除了應持續推行政治民主化外，應儘速建立法治。應在近期內訂定法律，確保產業、財稅、土地、勞動投資、科技發展、環境保護等遊戲規則。時機是很重要的，訂定完善法規的時刻，一瞬即逝，現在正是歷史性的窗口，應予把握。
第二是加強科技的發展，不只是基礎研究，更要注意工業技術。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，但是光把資源灌溉在基礎研究上，並不一定能得到科技產業的果實。個人常說高科技產業的樹根有很多，基礎研究只是其中之一。同樣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現代的科技，去建立國家現代化的基礎建設 (Infrastructure)，包括交通、通訊、電力、人力培訓等；此外亦要有整体性的區域規劃，中國幅員廣大，各區域應可建立各自的特色，不必對明星項目，見獵心喜，紛紛悉索敝賦以赴，反而成為重複投資。
第三在國際化方面，遠的不用多說，最切身的是兩岸關係。台灣的科技、產業、國際經貿關係的成長，對促進大陸未來的建設，應有重要的正面的意義。大陸地方廣大，資源豐富，人才眾多，條件比台灣優異極多，實在不需蓄意限制台灣的發展，不應壓縮台灣國際生存空間。台灣對大陸不會亦不能產生實質的威脅，但是大陸時常擺出武力攻台的姿態。在這種狀態下，如何能促進互信互賴？ 所以大陸對台灣，應該多些尊重和包容。
江總書記熟習中國歷史文化，自然知道先周泰伯「以大事小」故能得鄰邦信賴的故事。台灣最近發表的「國家統一綱領」，很受社會普遍的支持，如果大陸亦能有善意的回應，那麼未來兩岸攜手，共創中華民族的未來，自然是水到渠成。

江

林先生所提出的三點，很有意思。我有一些意見要說。
有關第一點民主化，我相信民主化是相對的。我這是套用愛恩思坦E = mc²的相對論的「相對」 。今天在中國，巳經民主得很，馬路上到處都有人批評政府，其實只要不鼓吹以武力推翻政府，我們是讓人民有充分的自由的。美國、英國的那一套，不見得都適合中國。香港有一個報紙主編查良鏞，大肆議論，鼓吹香港民主化。其實香港受英國統治百年，香港總督集行政、司法、立法大權於一身，那有民主可言，多年來沒聽說他們倡言反對，現在九七回歸要到了，他們就要鼓吹民主了。在電視上我看台灣立法院裡，有駡人打人的、有年青欺負年老的，這真是民主化嗎? 所以我說民主化是相對的。

林
我的意思是民主化要在法律的規範下進行，所以建立法治是很重要的。法律當然會依國情而異，依時空而異。我所說的另一個重點，就是現在是大陸訂立法律的好時機；再過十年，許多流弊己然造成，再謀事後補救，亦就晚了。

江
我同意你所說的民主化要透過法律達成。我們這次人大會裡，就會訂定一些和產業、經濟發展等等有關的法律。至於你所說的第二點有關科技與環境、我亦很同意，我們正積極進行中。要讓中國十億人口吃得飽,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們要改良中國的Infrastructure，還是遇到很多困難。
至於第三點，兩岸關係 。我們的前提是，中國是不可分割(Inseparable)的一個國家。我說過我們可以讓台灣有獨立的政府，獨立的運作，甚至有獨立的軍隊。但是，台灣和中國，是不可分割的。我們現在巳經不常說以武力解放台灣的話，但是我們亦不會說絕對不會這樣做，因為台灣有人要搞獨立，國際上亦有人要分化中國，我們不能不防著些。像李潔明 (James Lilley)，他在這裡說得好好的，回到美國，就說不同的話了，這些人就不願看到中國統一。
不久以前，美國前任總統卡特 (Jimmy Carter) 為了達賴喇嘛來看我。他說中國壓迫西藏，屠殺西藏人，不讓西藏獨立；藏人只有二百多萬人，但是漢人在西藏的卻有三百萬。我說卡特先生，你錯了，西藏人口二百一十萬人，漢人在西藏的約三十萬，大多從事商貿和各種基建。西藏一直是中國的領土。幾年前我去西藏，看到達賴喇嘛就任時，中國政府給他的授權文書，那個文書是當年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代表(主席)蔣介石頒給的。西藏早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，是不可置疑的。你要西藏如何如何，豈不是干涉中國內政。我說得卡特啞口無言，他所要抗議的，亦就不了了之。所以，台灣一定要認同是與中國一体，不可分割的。

林
台灣的李登輝總統巳多次表明堅決反對台獨的立場。以目前情形來看，台獨在台灣，實際上沒有多少市場。但是我得坦白的說，在台灣的同胞，固然認同一個中國，但是這個中國，是叫「中華民國」的中國，是孫中山和革命先烈推翻滿清君主政權後所建立的。同樣的所認同的國旗，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。雖然中華民國以前亦用過不同的國旗，但總不是五星旗。不過這麼多年了，大陸同胞以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為中國，以五星旗為國旗，理念的不同，當然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歸根到底，這些事實，種種心結，雙方總得相互尊重。互相鬆綁了，才能求解脫。如何才能解開這些節結，實在需要大智慧和大勇氣。

江
關於國名，國旗，國歌的問題，我們到現在還沒正式想過。這些問題，其實應可以由雙方共同的、好好的來談。我年輕的時候，每天在學校要唱歌升旗，升的就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。每個星期的紀念週，都要讀國父遺囑。我對「余致力國民革命，凡四十年…」，是會背誦的。所以對這個旗，我們並不陌生。這個國名，是不是就叫做「中國」呢? 這些都是大家可以商量的。

林
每個人都不免有歷史的包袱，你這個看法，超然而獨到，我很佩服。

江
歷史的包袱，我們並不一定要自動套上。毛主席的詞《沁園春》說:

秦皇漢武，略輸文采；唐宗明祖，差欠風騷；
一代英豪成吉斯汗，只會蠻弓射大雕。俱往矣！
數風流人物，還看今朝。

他的本意，原亦沒有前人優於後人，後人要承受歷史包袱的意思。

林
所以我們不要老想過去，要往前看。

江
對了，大家要看未來。

這時王兆國插話，「海基會」有消息來，有一位許處長，希望前來見面，大約明天就要動身 (看錶)，今天晚上還會有信息。

林
希望辜汪會談，能順利進行。

江
汪道涵是我做上海市長的前任，我是接他的職務的，他可以完全代表我們的意思。 今天很高興能夠和你見面，並交換了這麼多意見，很抱歉我下面還有別的約會，希望以後我們可以再見面，常常聽到你的意見。

林
謝謝。謝謝你的款待。

九時十分握手道別後，劉震濤代表送到門口，路上說，今天江總書記有關國名的話，以前沒有這麼清楚說過。

[完]

翌日在回請中國科學院宴會中，坐在我右側的周光召院長低聲說，昨天江總書記的關於國旗國名的話，是第一次這麼說。 今天我們檢視江澤民的態度，可以發現他對兩岸問題的解決上，十六年前己經有了一個甚為開放的胸懷。他甚至對兩岸間最為敏感的國旗、國名的徵結，願意以客觀的態度等候協商。

轉折與展望

然而過去十六年中，兩岸關係仍然停皆留在原地踏步。一直要到最近馬英九上台以後，才有顯著解凍的跡象。原因在那裡？ 兩岸本身，均有若干預料不及的發展。

在台灣方面，我回台灣後將這個會面經過向李登輝報告，很意外的他的反應冷淡。我認識李的時候，他已是中華民國副總統，我亦新任工研院材料所所長。李對以科技發展進步促進經濟發展的事，非常關心，所以數年來我和他見面甚為頻仍。可這次對這個如此重大的問題，他只指派了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宋心濂和我在圓山俱樂部晤面，解釋「國家統一綱領」的背景，及政府全般考慮的需要。我的心裡頗為訥悶，接著觀察多項事情的發展，對他在兩岸問題心裡深處的立場，逐漸有了新的感悟。顯然我在兩岸關係上的行動，走得太快了，不是他內心所願意看到的。

李登輝在一九九三、九四年間施政最大的優先是鞏固政權，逐一消除國民黨黨內大老對他的反抗。兩岸問題不是當時的重點，「國家統一綱領」只是表面一招，藉以緩和黨內的壓力。一九九六年他以民選總統的身分，獨攬黨、政、軍大權之後，才著手處理他的重政大計。他逐步將國民黨原有勢力分解重組，並以多種方式，在黨外培養民進黨。到了二〇〇〇年時，國民黨在台灣五十年的政權，因之拱手交給與他「情同父子」的陳水扁，最後他更乾脆脫離國民黨，成立了極綠的台聯，以方便他在兩黨之外，有一個操控台獨大業的平台。這些種種匪夷所思的行為，就發生在這十五年中，成為歷史的一部分。我和許多人一樣，當時實在不了解李登輝，所以對李翻雲覆雨的手段未能有完確的評價。我和江澤民會面時所說李的反台獨立場，實在是犯了書生幼稚病的錯誤。現在看來，台海兩岸問題的冰凍僵持，辜負了十五年的大好的光陰，自然是理所必至！

在大陸方面，十五年來經濟的快速膨漲，亦帶來了不少併發症，包括自大及表面化。對台灣的問題，最高領導如江澤民所提出「去包袱、看未來」或胡錦濤所提出「建立互信、共創双嬴」等大格局，顯然未能在黨領導階層裡產生深入的回應。 國內到今天，仍有許多人 “不願”或 “不敢”承認 “中華民國” 是一個歷史事實；對在台灣一個以憲法程序選出的總統馬英九，只能稱呼是“台灣的領導人”。 對台灣過去五十年所建立的中華價值觀及軟實力的文化基礎，未能充分的體會，以為硬實力可以主宰一切。有了這種刻意矮化的鬥爭心態，如何能促進尊重建立互信。其實不敢面對歷史，是缺乏自信和勇氣的一種表現。

多年來我一方面為尊重和江澤民的會談，一方面因為兩岸關係錯綜複雜，必須審慎以大局為重。國名國旗國歌玆事體大，兩方的堅持，自是必然的事，亦可以說這將是兩岸和談中一個不可避免的底線。如在建立共識前先期曝光，自會滋生困擾。所以我十六年來，一直保持緘默。但現在所有當事人都已離開現職有年，兩岸關係已在逐步解凍之中；而全球化的洪流已然成型，社會對創新思維，較能以客觀的立場看待。所以這個時候重溫這個歷史性的啟示，應是時機，亦可給關懷中華民族前途的人們，增加一點對前途的信心和克服困難的勇氣。

本文由香港 《信報》 (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)在2009.5.25/26 分两次發表

馬英九就任一年談台灣的政治領導

南沙隨筆全球化之34-35

馬英九就任總統，到現在快滿一年了。關心中華未來前途的人對台灣的發展寄以厚望，因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，天涯趾尺，息息相關；何況台海兩岸，血濃於水，休戚與共。從最近的演變來看，台灣、大陸、香港之間關係的正常式化及改良，應是相當肯定的事，在這時刻評述台灣的領導人物，希望有些正面的意義。

台灣在二十世紀中葉後的崛起，無疑是一個奇跡，但它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衰退，亦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。要了解這些演變，必須先了解它的六代領導人: 蔣中正、嚴家淦、蔣經國、李登輝、陳水扁、馬英九，和他們的領導風格。

蔣中正

一九四八年間，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黨政府，在大陸遭受重大的拙折，於驚濤駭浪中撤退到台灣。不久韓戰爆發，毛澤東忙於 [抗美援朝]，隨著 [大躍進] [反右] 等接二連三的政治鬥爭，一時無暇他顧。蔣政府在台灣，得到了喘息的機會。一九五八年八月金門炮戰開始，在大陸戰場的失敗沒有瓦解蔣的鬥志，所以他堅強的發動抵抗，終於把準備渡海的大軍擋住了。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持續巡曳，監視任何軍事行動，两岸炮戰亦轉為 [單打双停]，終於息火停兵。蔣因可在台灣從事他在大陸所不能做的事，包括土地改革、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造等。

在震撼危疑的環境下，蔣的施政自然是以鞏固政權為前提，凡被認定有害於 [領導中心] 的人士，不論是台灣藉，或外省藉，都可能在整肅之列。這時期前已發生了[二二八] 的街頭流血事變，但若干政治性迫害事件，仍在進行中。許多精英人士及無辜百姓，不幸成了受害者。這些時代悲劇，到現在仍然是社會的傷痛。蔣中正一生對國家人民的功過是非及影響，自然是一個重要而需檢討的課題，但他對台灣留下的貢獻是不可磨减的: 在風雨飄搖的狀况下，有效的把毛澤東的龐大部隊，截留在海峽的另一方，奠定了台灣以後五十年安全的基礎；同時他堅持孫中山所領導締造的 [中華民國]，給台灣 [法理] 上長治久安的正統性。若非如此，台灣早己納入[中華人民共和國] 的版圖，那有今天的 [一中各表]、[一中一台]、[一邊一國]及種種統獨意識的爭議。

嚴家淦

一九七九年蔣中正逝世，繼任總統的是嚴家淦。嚴是工程師出身，來台後是從事財經實務的後起之秀，著有成績。他篤事謹言，守法務本，極得蔣的信賴。蔣的原定繼承人陳誠因病逝世後，原在大陸的領導團隊逐漸閒置，嚴即突穎而出。這時蔣經國承繼父職的趨勢雖很明顯，然而他的正式職務是副部長、部長，在嚴出任總統後，才升任為行政院長。 實際上嚴可說是 [技術官員] (Technocrats) 的代表。 一群在國內外有歷練的學者專家，以他們的專業知識及貞廉操守，受知於蔣氏父子，而在政府各崗位中服務。這一群專家，從蔣夢麟起，年青一輩的可以沈宗瀚 (農業)、金開英、胡新南(石化)、陶聲洋(財稅)、尹仲容、李國鼎(財經)、孫運璿(能源交通工業)、吳大猷(科學教育)、徐賢修(科技工業) 、趙耀東(鋼鐵)等為代表。他們得到政府的授權，各司其職，慘淡經營下，合力建設台灣，終使台灣在風雨飄搖中站穩陣腳。 台灣此時因土地改革成功，國民教育普及，工業基礎穩當，漸為世界所稱道。

蔣經國

一九八二年蔣經國當選總統，可謂實至名歸。此時台灣的重大的經建計劃如十大建設等，己逐步進行。蔣因加速發展工業技術，以科技為載具，促使台灣工業的脫胎換骨。若干科技產品，因之在世界市場上逐漸取得樞紐的地位。數年之間，各種力量的匯集，使台灣由海上一孤島進身為亞洲四小龍。

在經濟起飛及社會安定的條件下，蔣因極力推行民主憲政，並培植台藉青年才俊，進入政府和議會。所以在九○年中，全球所看到的台灣是：國民所得躍升，國民教育普及，生活品質改善，中小企業抬頭，地方自治圓熟，全民普選成型。這種在經濟、社會、政治、文化等多方面平行的改革和升級，為全世界的開發中國家所罕見， 所以被廣稱為「台灣奇蹟」。

檢討在一九四八年後五十年內台灣的成功因素，主要是：崇尚中華文化，注重教育科技，實施民主政治，追求國際合作。這些因素，塑造了有台灣標誌的價值觀。這價值觀的表率，就是蔣氏父子，和各部門的領導人物。他們遵守共同的行為規範，簡單的說，就是明禮、知恥、廉潔、公義。

蔣經國盱衡大局，在一九八七年底，毅然廢除戒嚴令，將總統權力，回歸憲政範疇。並開放黨禁、報禁、海禁：准許政治團體的成立，放寬出版法，允許老兵回大陸探親。以台灣獨立為目標的民進黨，因之成為合法的政黨。這些重大的措施，對此後台灣政治民主化及兩岸關係的發展，都有指標性的影響。 正如所有歷史人物，蔣經國的一生自有許多爭議性，但他對台灣現代化及全球化的積極貢獻，在這半個世紀中，可以說無人可及。

李登輝

蔣經國在一九八八年逝世，李登輝繼任總統。李原是學者出身，黨政新手，但因出生在台灣本土，經蔣優先拔擢，數年間扶搖直上。蔣遽爾去世，李近手樓台，因緣際會而登大位。 此時國民黨黨內，對李甚有憂疑，但因利害矛盾關係，意見分岐。李溫恭下士，以繼承蔣氏遺志為名，推出 [國家統一綱領]，緩和黨內壓力。同時操作黨內派系及運用黨外台獨份子言論，縱橫捭闔，以鞏固地位。此時台灣民望極盛的前副總統謝東閔已年邁退休，公忠廉能的前行政院長孫運璿病重休養中。黨內諸公，群龍無首。四、五年間，李終將國民黨大老如俞國華、李煥、郝柏村、林洋港、邱創煥、蔣緯國、梁肅戎、許歷農等各系統功力一體吸收。復因宋楚瑜統領之黨工及新科民代之助，成功修改 [中華民國憲法]，旋於一九九六年經由公民直接選舉為總統。自此以後，台灣政壇，為李登輝一人之天下。

李登輝以民選總統的身分，獨攬黨政軍大權之後，積極布署他理想中的台灣未來大計。此時國民黨原來勢力已經分崩離柝，對李而言，利用價值日益減少，因之將國民黨逐步分解，重新組織。並以多種方式，在黨外協助民進黨，使其勢力日為壯大，以之掣衡國民黨。 李清除傳統派最後防線郝柏村之權力後，由連戰繼任行政院長，但國民黨在行政系統的影響，己逐步式微。此期間內，原親信宋楚瑜被攆出黨中央轉為台灣省長，極得民望，儼然成為威權之威脅，李因之主導 [凍省]，無異於釜底抽薪。到了2000年總統大選時，李大展身手左右選情，政權遂為陳水扁取得。此時李陳两人之關係，可稱水乳交融。中國國民黨主政台灣六十年，終為民進黨取代，此為台灣民主政治的第一次政黨輪替。

大選之後，國民黨人對李討伐之聲不絕，李對國民黨自亦味同嚼蠟，漸成寇仇，故即辭去黨主席一位。 2001年親李人士黃崑輝等，組成極綠 之 [台灣團結聯盟 ]，鼓吹發展具有本土化的台灣特色，成為民進黨之外，另一台獨色彩濃厚的政黨。[台聯] 奉李為精神領袖 (或稱榮譽主席)， 使他能獨立在兩黨之外，有一個操控台灣大業的平台。國民黨忍無可忍，撤銷李登輝黨籍。 這些種種匪夷所思的發展，令人目瞪口呆。

蔣經國當年在台藉青年才俊之中，獨鍾李登琿。主要以李為專業出身，留學美國，有世界觀；而性格沉潛、慮遠思深，有策略性思維 ; 兼之慎言謹行，社交單純。現在看來， 這些考慮，大都甚為正確。李具有濃厚之本土情結及親日傾向，年青時已見端倪，因其深藏不露，又得當時政要蔣彥士、王作榮等之援引，故蔣經國不虞有他，實亦希望能透過台藉才俊之努力，在台灣為國民黨紮根。可惜事與願違，誠為始料所未及。

李登輝為推行其政治理念，在台灣政界翻雲覆雨，許多人對其誠信，頗有質疑。其實策略之合縱連橫，為政壇所常見，古今中外，事例甚多。斯時斯地，群雄並起，各顯神通，事所必至也。 然而他為加速轉化國民黨勢力，視民主選舉如商品市場化，引入豪商巨賈的金錢力量和地下黑道的社會力量。 因此黑金兩道，公然遊走於民主化過程之中，對社會公義及法治精神，逐漸使其腐蝕。黑金對台灣民主化的滲透和摧殘，在李登輝主政的十二年中，絲籮牽錯。到了陳水扁主政，自為蒂固根深。早年有政治抱負的民進黨人，不知不覺之中，亦有引火焚身，不能自拔之苦。 這不可不說是李登輝的一歷史責任。

陳水扁

陳水扁以一農民子弟，在台灣的安定環境中教育成長， 以律師身分，在 [美麗島] 案中為民進黨人辯護，因成為民進黨發言人。 陳改行從政，在台灣民主化程序中當選台北市議員、立法委員、台北市長，飽受國家及社會的栽培。2000年參加總統大選，因知勝算不高，故以省藉情結、統獨意識為訴求。許多為人詬病的選舉技倆，如抹黑、栽贓、戴帽子、製造事端等，自此可說習以為常。 陳水扁擅長街頭呼喝，但無能治理國家。執政後仍然視治國為競選的延伸，無怪乎八年中造成社會不安，公義敗壞，經濟衰退，民信喪失。

陳所支持的候選人常常忽略了政見理想而只注重人身攻擊，發表會大都是情感宣洩而言不及義。2002年高雄市長選舉的假錄音帶，耿直如吳敦義，措手不及； 2004年總统選舉的兩顆子彈，溫良如連戰，飲恨出局。這兩件可恥的選舉 [奧步] ，都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醜劇。

陳水扁當政八年中的作為，不但拋開了中華的文化傳統，亦背離了台灣本土的價值觀。他早期因驟然執政，不知人才，故「童子軍」充斥要津; 繼之用人唯綠，不顧品德；到了後期，更是用人唯奴，聽話第一。 所以評論家說扁政府愈做愈小，國政愈攪愈爛。他縱容妻子干政，藉端勒索，見機斂財。許多民進黨的領導先進，如施明德、許信良、沈富雄、陳文茜等恥與為伍，紛紛出走。 2006年間施明德奮臂一呼，要阿扁下台，頓時百萬人響應。紅衫軍不分老幼省藉，實是台灣人民爭取法治與公義的表率。然而陳牢牢的控制了行政與司法資源，老神在在，對沖天民怨視若無睹，不為所動，只加緊他的國際洗錢勾當。

馬英九

台灣人民對陳水扁、吳淑珍的腐化貪婪極端憤怒下，謝長廷、蘇貞昌仍不能與陳切割，所以在2008年三月的總統大選中，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、蕭萬長得票逾七百六十五萬，以逾百分之五十八的得票率，當選總統、副總統。這是台灣從一九九六年以來人民直選總統得票的最高紀錄，表示最雄厚的民意基礎。在半年內連續兩次的大選中，民進黨一敗塗地，只好把政權交回國民黨。這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第二次政黨輪替，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事件，亦成為民主化在台灣推行的明確驗證。

然而馬英九主政後，民望一直下滑不振。 進一步的觀察，可以看到幾個重要的因素:

1. 馬有成為 [全民總統] 的心結，所以很多措施，極力包容台灣約百分之三十的極綠份子， 時常劃地自限，不敢開展。在民主政治的規則中，能得過半數的票數當選，就是全民總統。1960年的甘迺迪，2000年的布希，都以非常微小的差此當選，都是美國的全民總統，無庸置疑。其實國民所關心的是就任總統後的作為和成績，而不是當選日的票數。馬英九在憲法程序下當選總統，自應己是 [全民總統], 亦應有此氣慨和擔當。他的種種行政措施，應以全民的福祉為重點，而不是為討好某黨某派。 何況為了爭取小數，背離多數，豈非不智？
2. 陳水扁吳淑珍的非法行為，在陳下台後受到偵查及羈押，國人稱快。但主要証人在逃，次要証人越扯越多，顯然陳以打爛仗為策略。時間越拖延，案情越糊塗，阿扁越得利。越捅越大的貪瀆案，己碰上司法行政高層次的瓶頸，然而馬為避免干預的嫌疑，猶豫不前。這當然與馬為人之原則有關，不知君子可以欺其方；何况延遲司法正義，如同破壞司法正義 (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)，取舍之間，應從大處遠處著眼。 民眾之企待公義，如大旱之望雲霓；等候耐心，並非無限。
3. 陳當政時所發生的金改案、軍購案、將領買官案等，現在已知流弊滋生，動搖國本。即使與陳案本身關係較少，但與國家要政攸關，是行改系統所應積極調查整頓的，至今未見有大刀闊斧的行動。維護法律尊嚴，伸張社會公義，應從總統府開始。不論弊病如何發生，都必需今日處理。 如果因循故事，勢將養癰遺患。
4. 國民黨內部之間理念和步調不一。面臨美國信貸崩盤、財信危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及全球性經濟萎縮，馬政府的危機處理，似乎欲振乏力。去年五月間 所引以為傲的 [九萬兆] 團隊，運行似甚滯阻，是知人不用、或用人不專嗎，或有其他施政結構之缺憾？ 目前除了兩岸關係在解凍增溫，較為可喜外，馬政府年度的成績單，還有甚麼亮點，民眾拭目以待。

觀察亞太地區的民主政體，政治人物在未登大位前時常戰戰兢兢，小心翼翼，極盡兼視並聽之能事。一旦坐上龍椅，志高氣揚，很快的可能感染上政治人物的職業病。此病的症候，可以說有「三低兩高」。「三低」是低估了人民的知識，低估了社會的變化，低估了時間的緊迫；「兩高」是高估了本身的英明，高估了權勢的萬能。如用極坦白的話來描述，就是自是、因循、無知、傲慢、權謀。一個政治領袖假如染上一兩樣徵兆，應是迷途之未遠，假如五徵並陳，就成來日之不可追矣！

馬英九的當選中華民國總統，全球華人，大都以歡欣和期望的心情看待。台灣的政局和進步，是兩岸三地未來發展的重要參考。 馬英九做人有原則，有政治抱負，有中華文化的價值理念，亦有全球化的世界觀。但這些只是政治人物的必要條件，要成為一個歷史性的領導人，必須堅持道德勇氣，以霹靂手段，行菩薩心腸，履踐篤行，創造時勢。他如能成功通過時代的考驗，將成為中華民族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典範。這是他的機會，亦是他的責任。

2009年4月27日及28日發表於《信報》